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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香港是中外資本交融之地，須審視金融安全風險和加強應對策略，以積極的防禦措施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事件發生。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5月28日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興邦定國座談環節中以金融如治水：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策略舉措為題的致辭全文：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出席題為興邦定國的《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亦感謝剛才主持人（陳德霖）的引言。

 

今天我希望以金融如治水：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策略舉措為題，與大家分享有關經濟及金融安全的一些思考及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重點。如我的題目所述，金融系統有如水利工程，這範疇也是國家在世界聞名的成就，其有效運作為社會及經濟發展帶來資本活水，亦讓各行各業得到持續增長的養分及活力，有不可取代的興邦定國之效。自古而來不同文明及國家都要做好水利工程，既要讓水源充足潤澤土地，亦要防範洪水暴發造成破壞傷亡。金融系統作為國家軟性及無形的基礎建設，與水利工程有相同的戰略考慮，既要達至資金融通利便民生及促進企業發展，亦要防範各式各樣的金融風險，以免其負面影響傳導至實體經濟。

 

香港是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自回歸以來我們一直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成為國家融通中外資本的戰略通道與平台。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超過1,300家，市值達29萬億元以上，佔我們股票市場市值約77%。從此數字大家可以看到香港服務國家金融需求的獨有功能。另一方面，投資內地具發展潛力企業的黃金機會吸引了環球金融機構及投資者駐紮香港，我們的股票現貨交易量有超過四成來自海外投資者，在我們管理的超過34萬億元資產中，亦有超過六成源自非香港海外投資者。此外，就市場近期關注的中概股回流上市而言，香港高效的集資平台可充分滿足這方面的需求，確保內地企業可在不受地緣政治影響下繼續於國際市場上融資及定價。截至今年4月，已有21家中概股發行人透過第二上市或雙重主要上市回流香港，其總市值佔所有於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超過七成。可以說，香港是國家經濟及金融層面上通向國際市場的一個主要對外河口，也是中外資本交融互動，富有特色的海水與淡水交匯之地。

 

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地緣政治情況出現激烈變化，海水與淡水交匯之地的原有生態平衡亦可能因外來因素受到影響。具體而言，我們必須要以底線思維審視金融安全風險，思考是否會有外部勢力惡意污染我們的水源、破壞我們原有的防洪牆或施計阻隔資本活水流入我們的經濟體。在這方面我們會不斷加強及深化應對策略，以積極的防禦措施，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事件的底線。

 

當中第一個策略是「嚴密監察 穩慎防控」，加強我們識別及應對金融安全風險的雷達及能力。我在政府內部定期主持金融穩定委員會，連同銀行、證券及期貨和保險監管機構，審視國際金融市場的各類風險事件，以期及早制訂應對預案。我們的重點是確保香港市場時刻維持穩健的根基及應變的韌性，在交易、結算及支付等重要環節不出現問題或任何系統性風險。政府連同監管機構會對市場時刻作出嚴密監察，留意沽空及淡倉水平、衍生工具持倉量及金融機構財務狀況等關鍵指標，堅守香港的金融穩定。事實上，香港多年來不斷加固金融安全防洪牆，財政儲備超過9,500億元，外匯儲備則超過3.7萬億元，是貨幣基礎的1.8倍。無論面對經濟或宏觀金融的各種情況，包括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及有效運作，我們都有充足資源及空間作應對。

 

第二個策略是「積極審視 完善法規」。金融系統與水利工程一樣，結構複雜而且各項細節環環緊扣，我們必須不斷審視當中是否存在弱點，以免在防洪的關鍵時候出現決堤。在金融領域這體現於完善法規的重要性，須防範不法分子利用任何弱點危害國家金融安全。我帶領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這方面會不斷落實具體工作。其中，稅務局去年9月已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修訂適用於慈善機構的稅務指南。如任何團體支持、推廣或從事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稅務局將不再認定其為慈善團體，並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給予的豁免繳稅資格。修訂後的指南適用於新申請及已獲確認資格的所有慈善團體，稅務局會定期覆檢，如發現有團體已根本性地改變慈善宗旨，將撤銷其所享受的相關資格。

 

此外，我早前亦公布財庫局今年將諮詢公眾，考慮專門制定適用法例以規管眾籌活動。當中需要重點防範及打擊的是以眾籌方式募集資金，策劃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違法行為。我們有需要制定適當規管制度，杜絕任何人或組織直接或間接以眾籌手段為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籌集資金，亦須切斷逃亡海外不法分子在香港的眾籌資金鏈。諮詢將涵蓋幾個重點範疇，包括眾籌平台是否須獲得牌照或進行登記、資金募集者是否須作出披露、及如何建立一套匯報制度以供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可疑交易等。

 

各位嘉賓朋友，我在剛才的分享中多次提到，香港金融市場是富有特色的海水與淡水交匯之地，具有促進中外資本交融互動的獨有功能。事實上，鹹淡水交界既有來自陸地的豐富養分，又較海洋相對安全，因此是理想的棲息地。放在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這角度來看，我們背靠祖國，享有經濟及金融發展上的無限機遇，對外我們也是聯通國際的高度開放市場。在《香港國安法》發揮其定海神針的作用後，財庫局會進一步落實今天提到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各種策略舉措。在這些措施的保駕護航下，我們在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給予香港的各種金融新機會時將真正無後顧之憂。本地、內地和國際金融機構及投資者都可在社會及政治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利用香港作為平台開拓更多金融業務機會。

 

我的分享到此，期待稍後的討論環節。謝謝。

 

（可按這裏收看整個簡報會的手語翻譯短片。）

 

本港新增270宗新型冠狀病毒陽性檢測個案，中環酒吧Zentral出現爆發，11人受感染。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今日在簡報會上說，新增個案中，31宗由外地輸入；核酸檢測陽性個案116宗，快速抗原測試陽性個案154宗。第五波疫情累計陽性個案1,199,227宗，9,163人離世。

 

歐家榮說，中環德己立街加州大廈4樓的酒吧Zentral出現爆發，涉及11名上星期六晚上11時後至翌日凌晨5時期間光顧的客人。由於出現群組個案，當局將該酒吧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並收集疫苗通行證資料，防護中心也會連同食物環境衞生署和機電工程署到場視察。

 

此群組中，一名患者在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任兼職籃球教練。他本周二下午到該校教授約30名學生打籃球，傍晚出現病徵，其後有六名學生檢測呈陽性。

 

另外，德思齊加拿大國際學校群組新增一宗個案，為早前該群組患者的同班同學，即同班共一名老師和四名學生染疫。據當局調查所得，首名出現病徵的學生居於太古城翠湖台鄱陽閣，而該大廈早前錄得一宗新冠個案，患者本月13日曾光顧太古城中心麥當勞。

 

醫院管理局公布，靈實醫院膳食部一名員工周四的新冠快速測試呈陽性。其後，醫院感染控制組的接觸追蹤調查發現另有四名膳食部員工確診，他們分別與前述染疫員工同住一間宿房或一起用膳，另有七名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須隔離檢疫。為審慎起見，靈實醫院膳食部暫時停止運作。

 

此外，政府按防疫需要對柴灣杏花邨34座作出限制與檢測宣告，將之劃為受限區域，有關人士須於指定時間內接受強制檢測。

 

鑑於九龍城和元朗區部分屋苑和屋邨的污水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且病毒量相對較高，房屋署和當區民政事務處會陸續向相關居民、清潔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供他們自行檢測。

 

因應多宗陽性個案，42個指明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政府明日於薄扶林花園、大潭水塘道陽明山莊和橫頭磡邨增設流動採樣站。

 

政府設有專題網頁，提供2019冠狀病毒病的相關資訊及健康建議。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香港有需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以應對風險。政府正檢視《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經驗，未來會積極解說《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建議和聆聽意見。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5月28日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興邦定國的主題演講致辭：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興能夠獲邀出席由律政司主辦的《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與席上各位嘉賓就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進行交流。

 

雖然《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使香港特區由亂變治，但特區政府仍有需要繼續履行完善相關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包括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責任。我亦想藉此機會，和大家分享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一些觀點。

 

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和完善相關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2020年5月28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第三條及《香港國安法》第七條亦分別要求香港特區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工作。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會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既是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也是國際慣例。中央授權特區自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國家對特區的信任。

 

《基本法》第23條立法除了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外，亦有其實際需要，以應付香港特區過去和將來可能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

 

隨着國家的整體發展，不少西方國家視中國為威脅，甚至採取全面敵對態度。由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獨特環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勢力惡意滲透，試圖分裂及顛覆國家，並孕育和鼓吹「港獨」思想，致令國家安全風險越見加劇。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風險起了急劇變化，期間出現了2014年的非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動、和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成立等嚴重損害公共秩序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過去20多年出現多次的社會亂象，在2019年起持續十多個月的大規模暴亂期間更加達至極點，出現嚴重損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包括：

 

（一）「港獨」、「自決」活動冒起；有人利用媒體、文化藝術等軟對抗方式，宣揚反中央和反特區政府訊息；並以新聞工作做包裝，涉嫌串謀勾結境外勢力，煽動對中央和特區政權機關的憎恨；

 

（二）全港性大規模暴亂，大範圍損毀公共設施；亦有境外組織成員於暴亂期間公開為暴徒籌款或籌集裝備；

 

（三）藉發表抹黑指控的言論、文字或刊物煽動群眾，美化暴力，削弱市民的法治觀念和守法意識；

 

（四）本土恐怖主義滋長並轉趨行動化，包括孤狼式襲擊及以小組形式組織、策劃和實施的本土恐怖主義活動；

 

（五）有境外勢力透過長期在香港全方位滲透，扶植本地組織或個人為其代理人，並透過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包括企圖影響選舉結果，以顛覆國家的政權。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秩序重回正軌，但畢竟《香港國安法》只是針對當時最嚴重和最迫切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基本法》第23條規定應當予以立法禁止的七類行為中，《香港國安法》只涵蓋了其中兩類，即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而未有完全應對剛才提到的國家安全風險。而現行本地法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以及《社團條例》）亦只涵蓋部分相關的行為。舉例而言：

 

（一）《刑事罪行條例》涵蓋了有關叛逆的罪行，以及煽動危害國家安全、離叛及仇恨的罪行。但我們需要審視有關罪行是否足以應對過去香港所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以及如何完善，和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

 

（二）在《官方機密條例》中所禁止的間諜活動定義較為狹隘，主要只涵蓋接近禁地、製作對敵人有用的資料，以及取得、收集、記錄或發表對敵人有用的官方機密資料等，不足以應對現今複雜的間諜行為和相關風險；

 

（三）至於《官方機密條例》中的非法披露受保護資料罪，其涵蓋的資料類別只有防務資料和關乎國際關係的資料屬國家秘密，而法例亦未就國家秘密一詞作出定義；

 

（四）《社團條例》中就外國和台灣政治性組織及政治性團體作出的定義相對狹窄；《社團條例》下有關禁止社團運作機制，亦只適用於根據《社團條例》已註冊、須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社團。

 

此外，犯罪分子的活動更越趨地下化及隱蔽化，亦有危害國家及香港特區安全的分子潛逃海外、肆無忌憚勾結外國勢力，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例如要求外國實施所謂制裁，以及成立所謂智庫，宣揚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等。我們有實際需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以應對有關風險和威脅。

 

就此，特區政府一直進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相關工作。雖然特區政府曾於2003年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但由於特區的國家安全風險自2003年有相當大改變，因此，我們正針對過去發生的事情，研究特區的過去、現在、以至未來的安全風險；我們亦正檢視《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經驗和相關的法庭裁決及現行法律的不足，務求制定有效和務實的方案和條文，以應對有關風險。就此，我們亦會參考其他相關的全國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同類法律，一些有涵蓋類似罪行範圍法律的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等，均在我們參考之列。

 

上述制定《基本法》第23條立法建議的工作絕不輕易，性質複雜。加上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增加我們的工作難度。而鑑於有關立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立法建議亦必須在執行方面切實可行，所以我們必須小心處理，不容有失。

 

除了確保《基本法》第23條立法建議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外，有關立法獲得香港特區市民的支持，亦非常重要。

 

我們會積極向市民以及持份者解釋香港特區進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以及各項立法建議的內容及其考慮因素，並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市民以及持份者的意見。

 

我們預料有人會利用機會，試圖誣蔑特區政府借《基本法》第23條立法，打壓人權和自由。我希望借此機會強調，《香港國安法》第四條指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亦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規定所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因此，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市民繼續依法享有《基本法》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

 

然而，這些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而是可以為達致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等情況下，根據法律作出規限。上述兩部國際公約就有條文容許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理由，以法律對權利和自由予以限制。

 

我亦希望強調，《香港國安法》第五條除規定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之外，亦規定無罪推定、一事不再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等法治的原則。

 

在推廣《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我們亦會特別注意資訊的發放，讓有關資料可以迅速而準確地提供予公眾。除傳統的公眾諮詢渠道外，我們亦會善用不同的平台（包括網上平台）發放有關資訊，並向不同持份者進行解說。

 

儘管如此，我們不排除仍然會有心懷不軌的人伺機透過惡意、甚至虛假訊息抹黑立法工作。我們亦不排除外部勢力以及其代理人會罔顧事實，無視他們國家亦有類似法律，並持雙重標準，刻意抹黑立法建議指我們打壓人權自由。此外，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亦必定會繼續利用軟對抗手段，妖魔化立法建議以誤導市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亦會借助互聯網及社交通訊軟件，將惡意抹黑和誤導的訊息廣泛流傳，因此我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否則若市民未能清楚了解立法建議，便會不知就裏被誤導。早前，就曾經有一間已經停止運作的網媒故意就我在記者會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發言作誤導性報道，這絕對不是第一次，亦相信不會是最後一次，但我一定會揭穿他們的真面目，將真相還原給大家。

 

就此，我們會加強宣傳和解說的工作，包括：

 

（一）針對此等抹黑的言論，主動而迅速地作出澄清；

 

（二）着力解說立法的重要性，包括：立法可以令國家安全得以維護，香港經濟得以長足發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得以防範，市民免受嚴重危害社會整體安全的暴力襲擊及脅迫；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得到保障；煽動仇恨、暴力和不守法的歪風得以遏止，法治得以彰顯等。

 

保安局一直連同律政司及相關執法部門致力推展《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工作。但由於新一波疫情關係，特區政府，包括保安局及律政司，自今年初把盡快穩定疫情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因此對立法工作有所影響。

 

雖然如此，我們會繼續迎難而上，做好相關工作，以確保香港和國家的安全。多謝大家！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國家安全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而經濟發展是國家安全的保障；《香港國安法》能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維護社會穩定，本地經濟縱受新冠疫情打擊，仍能展現無比韌力。

 

以下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5月28日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興邦定國的閉幕式致辭：

 

鄭若驊司長（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首先，我感謝律政司同事這三天來籌辦多個論壇的辛勞，亦很感謝人大、港澳辦和中央各駐港機構代表的支持，以及各位線上線下講者、嘉賓和朋友們的積極參與，讓論壇取得圓滿成功，加深了社會各界對《香港國安法》的全面認識。

 

「一國兩制」是香港成功發展的基石，國家《憲法》是「一國兩制」制度的依據。《憲法》授權《基本法》將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作出規定，《基本法》是香港法律的依據。《香港國安法》的訂立是從安全方面為「一國兩制」的踐行設置制度上的保障。以上的法律安排建構了讓香港可以持續穩定、繼續繁榮發展的堅實基礎。

 

就香港特區的經濟、財政、金融、貿易，以至工商業，《基本法》都提供了明確和清晰的政策規定和保障，包括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自由港、維持單獨的關稅區；保持港元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實行財政和稅收政策獨立、保障人員、資金和資訊的自由流動，以及保障個人和投資者的財產等；又繼續奉行普通法制度，法院繼續享有獨立的司法權並加上終審權。可以說，《基本法》中的每一章、每一條，都是在國家《憲法》賦權下訂定的莊嚴規定和承諾，讓我們對香港的發展有無比信心。

 

在這制度安排下，香港一方面能在「一國」之內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接通國際；另一方面，又可以受惠於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地騰飛發展帶來的機遇。「一國兩制」的靈活安排，讓香港發展欣欣向榮，成為國際的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以及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時至今天，香港在國家的整個發展大局中，仍然發揮着難以替代的獨特角色和功能。

 

不過，即使制度的設計再好，我們亦需要為其裝上保護罩、防撞欄，以抵禦各種各樣可能出現的干擾和破壞，讓特區政府能聚焦發展、切實改善民生，並不斷提升施政效能。兩年前開始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就是為香港踐行「一國兩制」提供重要和堅實的保障。

 

事實上，多項數據已清楚說明，《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效維護和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本港的新股集資額超過6,500億元，較實施前的同一時期增加超過三成；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超過1,500億元，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12個月高出近六成。我們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總值於2020年底達到34.9萬億元，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增加了兩成。本港銀行最近的存款總額，達到15.3萬億元，亦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增加逾11%。可以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全面保障了香港社會的整體穩定，讓香港經濟即使在受到新冠疫情嚴峻打擊下，仍能展現出無比的韌力，不斷發展。

 

除了落實《香港國安法》外，去年香港亦完善了選舉制度以落實「愛國者治港」這根本原則，並已先後順利完成了三場重要的選舉，包括最近的行政長官選舉，順利選出本港第六任行政長官。新一屆政府將在今年7月1日接任，在中央的堅實支持、立法會以及全社會同心合力下，新政府定可全力推動經濟發展、改善市民生活，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

 

然而，我們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大環境，不能掉以輕心。過去數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從多方面嘗試遏制我國發展，手段橫蠻無理，且有變本加厲之勢。最近的俄烏衝突讓人清楚看見美國如何把美元和一些國際金融系統武器化，並且連同其盟友、對別國進行所謂的制裁和經濟封鎖，赤裸地扭曲和干擾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運作，影響嚴重。

 

香港作為全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對於這些風險，我們必須清醒認識、高度警惕，做好不同的準備和預案。我們必須全力維護香港的金融安全，因為這也涉及國家安全。無論是從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出發，抑或是捍衞國家的利益、貢獻國家發展的角度，我們都須清楚認知到「國家安全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經濟發展是國家安全的保障」這個根本道理。高水平安全和高質量發展兩者必須統籌兼顧，兩者亦相互促進。

 

為此，我們需要牢固兩點認識。第一，是以總體國家安全觀來看香港的發展，以底線思維做好各種風險防禦的準備和預案。第二，是建立全方位發展意識，以多元、平衡的方式推動經濟發展，既提升經濟的彈性和韌力，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外圍環境，同時亦確保更廣泛地讓民眾更好的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為社會長治久安打下更穩固基礎。

 

就着金融體系的不同環節，我們已建立了全方位的風險管理及預警機制。一方面推動銀行、證券、保險、資產管理等行業繼續有序發展，同時亦有效監察風險，尤其是跨市場風險，填補因市場分業監管可能導致的漏洞。我們一直連同金融監管機構保持高度警惕，並備有各種可能情景的應對預案。而日常則通過全天候、跨市場、聯動式的監測系統，對整個金融系統進行實時監察、實時預警，並按需要適時作出果斷應對，及早將隱患解決在萌芽之時；期間並對相關業界進行定期及不定期的實地審查以及壓力測試，確保每個環節保持戒備，足以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

 

面對西方國家金融武器化的威脅，我們還要加緊推動本港金融體系全方位朝多元化和可持續方向發展。而作為國家的離岸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會繼續發揮好作為國家金融發展改革的試驗田和防火牆的角色，助力國家金融邁向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時以審慎穩妥的方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過去數年，我們實施了一系列上市制度改革。例如，為配合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的集資需要，港交所已於2018年4月實施新上市制度，容許同股不同權架構的新興及創新企業和未有收入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並透過設立便利管道，容許此類合資格公司在香港作第二上市。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74間公司循新制度上市，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累計超過5,800億元，佔同期本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超過44%。香港亦成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

 

今年1月，港交所推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上市制度，為有意在港上市集資的公司，提供另一條途徑。我們同時繼續優化第二上市制度，容許非創新產業的大中華公司在港第二上市，並給予雙重主要上市的發行人更大靈活性，進一步吸納優質中概股在港上市。

 

事實上，截至今年4月，已有21家中概股發行人透過第二上市或雙重主要上市回流本港，以市值計，它們合共佔所有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總市值超過七成。在美國金融市場日漸泛政治化的環境下，香港繼續優化自身的上市制度，可為全球金融市場提供更多元選擇；此舉並可增加我們市場的競爭力、流動性和投資產品。我們正努力把更多這些股份納入跟內地市場互聯互通的範圍，除可為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優質投資選擇外，也可引導龐大的內地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實屬一舉多得。

 

隨着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無論是企業、金融或其他機構，在境外使用和持有人民幣，以及以人民幣進行交易或投資的需求將會日益增加，而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角色，將發揮更關鍵的作用。我們會循多個方向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包括：（一）爭取完善和擴大各項互聯互通安排，為離岸和在岸市場之間的人民幣資金提供有效的雙向流通管道，提高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昨天宣布的交易所買賣基金互聯互通，正是朝着這方向，再邁出一大步的進展；（二）推動離岸市場人民幣產品的發展，包括更多元化的人民幣債券產品發行和債券交易，以及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理財產品；（三）提升發行及交易人民幣證券的需求，為上市公司及投資者提供更多人民幣投融資選項，包括容許港股通南向交易的股票以人民幣計價；（四）把握大灣區先行先試的契機，擴大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規模和範圍，推出更多樣化和便利化的人民幣產品和服務，有序推動區內金融產品跨境交易。去年10月宣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理財通是這方面進展的里程碑，我們會繼續推動擴展其涵蓋的範圍和內容。此外，我們亦正研究雙貨幣電子錢包，推動數字人民幣和數字港元在區內更便利和廣泛的使用。

 

穩步推進這些工作，不但有助鞏固香港作為資金進出內地重要橋樑的角色，以及進一步助力人民幣穩慎國際化的進程；長遠而言，更是應對所謂制裁、確保金融安全的重要一步。

 

至於西方社會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以至各方面可能出現的經濟打壓，我們需要以內、外兩路並進應對。前者，是要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用好國家在十四五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給香港的定位和各項支持，加強與區內各兄弟城市的協同發展、互惠合作，讓整個大灣區城市群的經濟取得質和量的整體提升，實現更高質量發展，達致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科技發展、自主創新獲賦予核心地位，香港必須善用自身的科研優勢，跟大灣區的兄弟城市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把整個灣區發展成為國際級的創新科技中心，助力國家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新田科技城，將連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合共佔地約540公頃的深港科創合作區，成為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引擎。

 

推動研發方面，2018至19年度財政預算案撥款100億元成立的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至今已成功吸引海內外30多所頂尖大學和科研機構與本地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在科學園設立了28間研發實驗室。而我在今年預算案亦為香港生命健康科研發展預留了100億元，包括在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設立InnoLife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

 

對外方面，我們要加強與豐富不同的境外聯繫，積極跟更多不同的經貿夥伴建立更深厚、互惠互利的關係，力拓美歐市場以外的多元發展。近月，特區政府亦正積極爭取加入覆蓋全球約三成人口、佔全球經濟約三成本地生產總值的《區域經濟全面夥伴關係協定》。

 

同時，我們亦會大力推動香港跟主要的貿易投資夥伴，以及具有雙邊貿易和投資增長潛力的新興經濟體，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從而建立一個更全面的稅務協定網絡，吸引更多海內外投資者在香港投資，以及便利本港公司到海外投資。截至今年1月，香港已與45個稅務管轄區簽訂全面性協定，並正與14個稅務管轄區進行磋商。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標誌着香港發展的歷史新起點。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讓香港能行穩致遠，重回聚焦發展的軌道，開啟一個良政善治的新里程、新發展階段。我深信，只要全社會上下一心，守好國家安全的底線，同心合力謀發展，在國家的堅實支持下，香港將會迎來更亮麗發展的明天！

 

再次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論壇，祝大家身體健康，事業宏達！

 

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通過兩周年，律政司舉辦《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由政府高層官員、法律和財金專家、學者就國家安全分享意見。

 

論壇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靈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羅永綱致開幕辭。

 

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光源、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鄧中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發表主題演講，講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的法律基礎和意義、回顧《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發展，並展望進一步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路向。

 

鄭若驊指出，國家安全是推動國家繁榮富強、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維繫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國安家好、興邦定國的基石。《香港國安法》把香港帶回正軌，為國際商貿、金融、法律服務等方面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論壇並設三個座談環節，法律與財金學者和多名官員就《香港國安法》案例與國際案例的比較、維護國家安全議題，以及完善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深入討論，分享精闢見解和寶貴意見。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指，國家安全不局限於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領域，也包括經濟、網絡、文化安全等範疇；特區有責任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制止和懲治各類危害國安的行為。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5月28日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興邦定國的致辭全文：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非常高興今天可以與大家一同在全國人大通過《528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兩周年這個重要日子，就《香港國安法》及香港特區進一步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路向作出展望。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我們很清楚見到社會已經由亂轉治，現正步向由治及興。「興邦自古賢人志，定國豐年家業盛」，所以我們以興邦定國為主題舉辦今次的法律論壇。除了各位在現場參加外，線上亦有超過2,000人一同參與。「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今天論壇的主題---興邦定國，就突顯出國家安全是推動國家繁榮富強，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維繫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國安家好、興邦定國的重要基石。

 

有些人問，現在立了《香港國安法》，又有《刑事罪行條例》等本地現行法律，將來再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後，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是否完成了？

 

我認為思考這條問題，首先要對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有正確理解；要清楚知道香港特區是需要全面落實《528決定》及《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及義務；要明白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是由《528決定》、《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共同構建；亦要認識其他國家如何立法處理及應對非傳統性的國家安全風險，之後我們就會體會到香港特區有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的責任。

 

首先，在「一國」之內，國家安全的概念是統一的，而《香港國安法》關於國家安全的定義亦是與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一致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註1）。

 

隨着時代及社會的演變，經濟科技的發展，加上在國際形勢日益複雜的環境下，國家安全早已不再局限於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領域。

 

習近平主席於2014年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的總體兩字，強調的是必須從大局、整體、全面的角度理解和應對這些多變、多樣化，而且常常互相關聯的安全風險。這個概念內涵豐富，既包含傳統安全領域，亦包含非傳統安全領域，例如經濟安全、網絡安全、文化安全等。要全面準確理解這個概念，我建議大家讀一讀上個月出版、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等機關編寫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

 

國安決定和《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制度設置作出明確規定，是全面構建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總設計圖。

 

特區政府有主體責任積極履行《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的規定，從多方面着手切實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具體工作，例如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區議員、公務員等公職人員宣誓或作出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修訂本地法律，確保在各方面更有效防範、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包括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以加強防範不利於國家安全的影片上映、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令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不得擔任社會工作者；於公務員招聘考試中引入關於《香港國安法》的題目；以及繼續深入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社會各界、市民大眾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律政司亦會繼續致力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和加強法治意識。在座各位今天入場的時候都收到一本《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國安家好》匯編，該匯編收錄了律政司去年舉辦法律論壇的內容及各講者的演辭。另外，大家亦應該同時收到一本由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法治研究基地編著的《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安全》繪本，該繪本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解國家安全，很適合兒童閱讀。

 

第三，我們看看《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如何鞏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全國性法律，在頒布實施後已融入成為香港法律體系的一部分，與香港本地法律和普通法制度的關係是互相銜接、兼容互補。

 

例如，《香港國安法》中有不少條文提到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這個概念，除了包含《香港國安法》訂立的四類罪行之外，亦包含其他香港現行法律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例如《刑事罪行條例》所訂的發布煽動刊物罪行。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在去年伍巧怡案（註2）中已清楚說明，當《香港國安法》下提述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語句沒有特別作出區分，則應詮釋為不予區別地指所有《香港國安法》訂立的罪行，以及在香港現行法律下屬相同性質的罪行。因此，《香港國安法》中多數的規定，例如第42條第二款有關保釋、第43條有關調查權力、第44條有關指定法官等規定，均適用於《香港國安法》及香港現行法律下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在保釋方面，終審法院在黎智英案中指出根據本港法律，法庭批准保釋與否屬於「法庭運用其判斷或評估而作出的司法工作，而非舉證責任的應用」，顯示了《香港國安法》就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加入嚴格的保釋門檻，而並沒有否定無罪假定原則。相比之下，在某些司法管轄區，行政機關獲賦權在無須提出檢控的情況下進行長時間的拘留，以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例如新加坡的《內部安全令》賦予總統行政權力，可基於國家安全，在不經審判的情況下對疑犯進行最高兩年（甚至可延長）的拘留，這同時亦完全排除了保釋的可能，而在此令下所作的相關決定一般不可以被司法覆核（註3）。

 

剛才提到《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我留意到有些人對這項罪行存有一些誤解，例如誤以為條文的用字是過於模糊。首先我們要看看在普通法下的一個原則。終審法院在2007年的毛玉萍案（註4）指出，普通法制度讓法官透過司法裁決因時制宜，以應付新情況和條件。這解釋為何法律無法達到絕對確定性，也說明為何法律的表述本身總會帶有某程度的靈活性。

 

法庭在近期的譚得志案（註5）便將上述原則應用到煽動罪中的一些概念性的字句，例如敵意、藐視、憎恨等。因此，法庭認為有關罪行符合依法規定原則。法庭亦裁定該罪行符合《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有關保障人權的條文，認為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言論、集會、遊行等自由之間作出相稱而合理的平衡。譚得志案的被告人已經提出上訴，我相信有關的法律爭議會在上訴階段得到進一步釐清，從而豐富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內涵。

 

此外，在唐英傑案（註6）中，原訟法庭解釋《香港國安法》煽動分裂國家罪的罪行元素時，就如何構成煽動的犯罪行為及意圖，便引用了普通法案例就煽惑確立的相關法律原則。

 

上述的例子證明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特區繼續實行普通法制度。香港法院在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過程中應用了一些普通法概念，充分體現《香港國安法》條文的詮釋與普通法有機結合。

 

接着，我希望與大家分享其他國家如何應對及處理一些非傳統國家安全風險。近年，不少外國國家例如英國、美國、澳洲等也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制訂和加強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法律。

 

例如，經濟安全方面，在今年1月，為應對一群反對加拿大政府實施的新冠疫苗強制接種政策，而堵塞加拿大與美國多個陸路邊境的自由車隊貨車司機示威者，加拿大政府首次動用《緊急狀態法》（註7），禁止部分集會，加強警方執法權力，並制定措施凍結涉嫌資助示威者的資金，以解決自由車隊示威對美、加兩國的跨境經貿活動的嚴重影響。

 

眾籌活動是另一個與經濟安全風險相關的例子。例如，一些不法分子以眾籌方式募集資金，表面上聲稱所籌集的資金會用於慈善、資助訴訟等看似正當的用途，但可能實質卻是用作策劃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其實，在香港這類已有法律援助制度的司法管轄區，這些聲稱要眾籌來打官司的活動根本毫無必要，而特區政府亦會就立法規管眾籌展開研究。

 

現今社會科技日新月異，隨之帶來的是網絡安全方面的威脅。網絡安全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例如，聯合國正就制定《打擊網絡犯罪公約》進行談判；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亦有就網絡安全的國際法事項進行探討。維護網絡主權及數據主權是備受關注的議題。

 

在維護網絡安全方面，國際上亦出現了一些新做法。例如，歐盟委員會正在推展《數位服務法案》。法案將要求大型科技企業，包括社交媒體企業，有效管控系統風險及監管網上平台上的違法內容，並加強對其規範，例如要求企業每年接受獨立組織的審核（註8）；進行系統性風險評估，密切監察是否有傳播非法內容，及透過故意操縱平台而影響公眾安全等（註9）。值得留意的是，違反該法規定的企業，最高可被處其年收入或營業額6%的罰款（註10）。

 

非傳統安全威脅和傳統安全威脅亦出現相互交織的情況（註11）。其中與網絡安全相關的是透過互聯網散播假新聞。在最嚴重的情況，假新聞甚至可以被用作為顛覆政權或製造社會不穩的武器，危害政治安全。例如，2021年1月，數千名示威者受到美國總統選舉出現廣泛舞弊等虛假信息的煽動，硬闖和佔領美國國會山莊，意圖推翻總統選舉結果，繼而發展成造成人命傷亡的暴亂，美國司法部已經以共謀暴亂罪起訴了大批暴徒。

 

在應對假新聞方面，新加坡政府也在2019年推出《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禁止透過網絡傳播可能對公眾利益構成威脅的虛假事實陳述（註12），並訂明一系列規管措施打擊虛假資訊，包括指令傳播虛假信息的人士標註更正或停止發放虛假信息（註13）；指令網絡供應商或平台禁止終端用戶閱覽相關虛假信息等（註14）。

 

總體國家安全觀既重視內部安全，也重視外部安全。現時國際形勢有不穩定因素，地緣政治日益複雜，出現單邊主義抬頭的情況。主權平等及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亦體現於《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大會於1970年一致通過的《友好關係宣言》也明確指出主權平等的要素尤其包括國家之政治獨立不得侵犯。因此，採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對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內政的行為予以反制實屬合情合理。

 

在這方面，不少國家已經或將會訂立禁止涉及外國干預的犯罪行為的法例。例如，澳洲早於2018年已制訂外國干預罪（註15）；新加坡的《2021年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令》（註16）亦訂立了針對以電子通訊進行境外干預的相關罪行；而英國最近向國會提交的《國家安全法案》亦建議引入外國干預罪行。

 

各位，《528決定》明確指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而香港特區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香港國安法》第七條亦訂明香港特區應當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

 

然而，《基本法》第23條只涵蓋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遠不能涵蓋國家安全立法的全部內容。正所謂「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國家安全風險範圍廣闊，亦會隨着環境、局勢不斷演化、改變。因此，回到我剛才所提及的問題，顯然易見的正確答案是香港特區有責任持續穩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達到持續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出現的新型風險。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發展和安全有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任何國際商貿投資活動只會在一個社會情況穩定，以法治為基石並為該等活動提供充足法律保障的地方，有效進行。

 

只有牢牢守住安全發展這條底線，才得以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註17），讓香港特區抓緊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無限機遇，以興邦定國為目標，與國家譜寫「一國兩制」新篇章。謝謝！

 

 

註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條。

註2：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伍巧怡 [2021] HKCFA 42，判辭第27至31段。

註3：www.doj.gov.hk/tc/community_engagement/sj_blog/20220415_blog1.html及www.doj.gov.hk/tc/community_engagement/sj_blog/20220415_blog1.html。

註4：毛玉萍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7) 10 HKCFAR 386，判辭第62段。該案涉及對普通法下串謀詐騙罪罪行元素的爭議。

註5：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譚得志 [2022] HKDC 208，判辭第54至58段。

註6：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唐英傑 [2021] HKCFI 2200，判辭第16至34段。

註7：Emergencies Act。

註8：歐盟委員會《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第28條。

註9：歐盟委員會《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第26條。

註10：歐盟委員會《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第59條。

註11：《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第35頁。

註12：新加坡《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第七條。

註13：新加坡《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第11至12條。

註14：新加坡《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第16、22、33、34條。

註15：澳洲《2018年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及《1995年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 Act 1995）第92.2至92.4條。

註16：新加坡《2021年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令》（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 2021）第17、18、19條。

註17：《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第54頁。

 

完

 

政府表示，在粉嶺華心邨華冠樓的強制檢測行動發現三宗新型冠狀病毒陽性個案和一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會跟進。

 

政府昨日作出限制與檢測宣告，將華冠樓劃為受限區域，約1,720人接受檢測。

 

當局並派員到訪該廈約680戶，會跟進無人應門的單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一國」是保證「兩制」持續發展的前提，偏離「一國兩制」初心必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唯有按《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依靠中央，維護國家安全，才能確保香港繁榮穩定。

 

以下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5月27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基本法》法律論壇---本固枝榮的演辭：

 

劉光源特派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王兆兵少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治委員）、關清華局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局長）、張舉能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梁君彥主席（立法會主席）、各位嘉賓、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早上好！歡迎大家到現場出席或通過網上參與今天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舉辦的《基本法》法律論壇---本固枝榮，作為我們同慶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點活動之一。

 

《基本法》在香港特區已經實施了四分一個世紀，繼2020年律政司就《基本法》的實施成功舉行了追本溯源高峰論壇後，這次論壇採用本固枝榮作為主題，我認為非常適切。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7月視察香港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一國」毫無疑問是核心主幹，同時也是保證「兩制」能夠持續壯大發展的大前提。

 

我在上世紀80年代加入政府，曾在不同崗位參與籌備香港特區成立的工作，自1997年後又見證了香港特區多方面的成長與發展。事實上，香港特區自成立以來，總體大致順暢，雖然曾經歷風浪，但在中央的全面支持，以及公務員同事和社會大眾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一直砥礪前行、乘風破浪，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成績斐然。

 

過去五年，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香港前景岌岌可危，「一國」的根基、底線受到嚴重衝擊。面對如此局面，作為特區行政長官，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明白沒有國、哪有家的體會，更堅定相信唯有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依靠中央，維護國家安全，才能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

 

各位朋友，我在2020年6月特區政府主辦的《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論壇中說，要認識《基本法》，必須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前提下，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香港的特色和優勢，讓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維持不變。這個初心從來沒有改變，也是中央一直以來對香港特區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兩年前的修例風波，就讓我們深刻和沉痛地體會到任何偏離「一國兩制」初心的行為，必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這次論壇會討論中央如何藉着頒布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這兩大舉措，鞏固特區的憲制秩序，讓「一國兩制」回到正軌。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輪三場選舉已經順利完成，是特區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里程碑。此外，今次論壇還會探討《基本法》的解釋與實踐，以及普通法制度和《基本法》如何促進香港的自由經濟。我們非常榮幸邀得多位重量級的國內外和本地嘉賓，就上述題目分享他們的精闢見解，大家將必獲益良多，我也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講者的鼎力支持。

 

我深信各位能夠通過這次論壇，更深入認識《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貫徹「本固枝榮」。謝謝大家。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回歸以來，部分香港人，包括法律界人士，錯誤認為《憲法》不適用於香港特區，認為《憲法》不見於《基本法》附件三，不是香港特區法律一部分。她指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曾討論相關問題，特別是《憲法》提及社會主義在實行資本主義特區是否有法律效力和如何適用，草委會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專題小組更就此進行研究。

 

曾有建議在《基本法》中詳細列明《憲法》哪些條文適用和哪些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但有意見表示，《基本法》是子法、《憲法》是母法，如在《基本法》中規定《憲法》哪些條文是否適用於香港，在法律理論上、法律程序上都說不過去，在世界憲法史上並沒有先例，技術上也有困難。

 

經過一輪討論和研究後，專題小組在工作報告中指，委員認為中國的《憲法》作為一個整體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效，但是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憲法》的某些具體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定。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5月27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基本法》法律論壇---本固枝榮的致辭全文：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生效，標誌着香港和平地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管治體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國家通過《基本法》確立對香港的政策方針---「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人類文明、智慧的表現，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有鑑於社會上一直存在着對香港的憲制秩序不正確的理解，到2019年修例風波後，我和律政司的同事商量籌備出版一本書，目的是追溯香港回歸祖國這段重要歷史，通過梳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條文的演變等，去呈現這部憲制性法律的背景、目的和起草者通過文字表達的意思。此外，我們也將回歸以來香港法院處理過的一些與《基本法》有關的案例匯集起來。希望這樣一本書可讓社會就《憲法》及《基本法》及其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有一個更準確更全面的理解。同時希望本書能夠成爲學習《基本法》的一個基礎讀本，引發香港市民對《憲法》及《基本法》有更深入的學習與探索。

 

經過兩年多的工作，我很高興在這裏宣布《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這本書共兩冊的繁體中文版正式出版，並將於政府刊物銷售處及其他平台上架。英文版和簡體字版稍後會陸續出版發行。

 

由2020年開始本書的工作至今，我們團隊獲益不淺。我們發現很多現時就《基本法》的爭議，當年起草期間已討論過。

 

回歸以來，有部分香港人，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錯誤地認為《憲法》不適用於香港特區，認為《憲法》不見於《基本法》附件三，不是香港特區法律一部分。我們在本書指出，這個問題在《基本法》起草工作開始時，特別是《憲法》提及社會主義在實行資本主義特區是否有法律效力及如何適用，草委們其實曾經激烈討論。草委會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專題小組亦就此進行了研究。曾有建議在《基本法》中詳細列明《憲法》哪些條文適用於香港，哪些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亦有意見表示《基本法》是子法、《憲法》是母法，如在《基本法》中規定《憲法》哪些條文是否適用於香港，在法律理論上、法律程序上都是說不過去，在世界憲法史上亦沒有先例，在技術上也有困難。1986年11月11日，該專題小組經過一輪討論及研究後，在工作報告中説明：「委員們認為，中國的憲法作為一個整體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有效的，但是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憲法的某些具體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定。」[1]

 

除此之外，香港有些人錯誤認為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亦不適用於香港特區，或者是沒有約束力。其實大家只要緊記香港特區的誕生正正是基於全國人大1990年4月4日，根據《憲法》第31條所作的決定，便能明白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就香港特區而作出的決定當然適用於香港並有效。

 

只要我們追本溯源，無忘「一國兩制」的初心，對《基本法》的誤讀就會越來越少，對「一國兩制」的落實就會越來越順暢，而過去25年的挑戰有望成為香港特區成長過程中的歷練和養分。

 

本書第二冊收錄了199宗案例，橫跨1997年7月至2021年12月，可用作研究回歸25年來「一國兩制」遇到的各種挑戰的材料。

 

馬維騉案是對《基本法》延續香港特區法律和司法制度原則的挑戰。幾名犯了普通法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的被告，試圖以普通法罪行在1997年7月1日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同時，已經失效和終止運作，審訊不應繼續為由，以期能金蟬脫殼。被告的狡辯當然未能得逞。[2]在判詞中陳兆愷法官（時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現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指出，在解釋《基本法》時必須知道《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性法律，更須牢記它的歷史、性質和目的。

 

判詞第17段說：「《基本法》的用意是明確的。香港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不會有任何改變（違反《基本法》的除外）。這些就是我們社會的結構。連續性是穩定的關鍵。任何中斷都將是災難性的。即使是片刻的法律真空也可能導致混亂。除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條文外，與法律和法律制度有關的其他條文都必須繼續有效。現行制度必須在1997年7月1日就已到位。這一定是《基本法》的用意。」

 

過去25年在「一國兩制」下人大釋法不斷被誤解被挑戰。《基本法》第158條起草過程經歷十稿，期間變化不少，亦引來很多不同意見。[3]在處理《基本法》的起草材料時，我們發現以下討論，可能亦是《基本法》第158條的核心之一：

 

「現在香港法院可審理英國政府的行政行為，但目前的制度下所有案件的終審權都在英國，不在香港，故不致造成地區憲制與宗主國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但在1997年後，香港會設立終審法院，香港的司法制度與其主權國的司法制度分離，這是問題的核心。」[4]

 

就第158條第一款而言，當年爭議人大常委應否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其中，不少意見指出，《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及頒布的全國性法律，根據《憲法》第67條，解釋權自然在人大常委。[5]另一方面，亦有意見認為，如中央對《基本法》擁有解釋權，港人會視之為內地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影響香港人心等[6],[7]。 但同時亦有草委明確指出《基本法》不是一個純粹地方性法律，它規定了許多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內容，如果完全由一個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它進行無限制解釋不但影響香港，而且可能影響全國，是欠妥的。[8]

 

最終，《基本法》第158條第一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這是完全符合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更與全國人大常委按《憲法》解釋法律的權力及全國人大按《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的權力一致，亦體現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治制度下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至於香港法院的解釋權，第二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授權香港法院自行解釋自治範圍內的條款。這也正正體現了高度自治的原則，然而在討論時提到涉及中央管轄的事務的案件的關注，第158條也自然需要有第三款來處理涉及國防外交等的爭議。

 

有關《基本法》第158條第三款的解釋機制的立法原意和相關的考慮，相信一會兒我們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大律師交流，一定有很多寶貴的回憶可與我們分享，亦讓我們能更正確理解第158條的原意及目的。

 

本書第一冊收錄了回歸25年以來出現過的五次人大釋法的案件。牽涉的《基本法》條文包括第13條、第19條、第22條、第24條、第104條等。其中2011年8月人大常委關於第13條第一款和第19條的解釋，是首宗由終審法院在剛果（金）案中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第三款的規定提請人大常委釋法的案件。[9]剛果（金）案的基本問題是，國家在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特區法院是否可以依循一個容許商業例外的國家豁免原則，以至不符合中國在與外國關係上一貫採用的絕對豁免原則。終審法院多數判決的臨時命令裁定國家豁免政策是外交事務，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不可以採用一個和國家豁免政策不同的豁免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多數判決確認提請人大常委釋法是責任[10]，而臨時命令的裁定最終亦得以確立。

 

人權自由是另一個過去25年不斷被人關注的議題。由回歸之初的國旗案[11]以言論自由挑戰「一國」的主權權威及「兩制」的憲制事實和新秩序，至近年周諾恆[12]、黃之鋒[13]的案件，被告皆以行使《基本法》賦予的示威遊行自由為名，挑戰香港特區因保護社會公共秩序、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訂立的法例和法庭判處的刑罰。香港法院在兩案判詞中均明確指出，《基本法》的相關權利並非絕對，且為了公共秩序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可以對行使這些權利施以合法的限制。一旦示威者牽涉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便是越過了受憲制保護的和平示威的界線，進入非法活動的領域，可受到法律制裁和限制。

 

在高鐵「一地兩檢」案[14]，法院面對新挑戰的回應和對《基本法》條文的解讀，足以影響香港這一制是封閉還是開放，是向前進步還是固步自封；與國家的關係是疏離還是融合。當然，有關的立法工作亦必須合法合憲。有市民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理由是該新法例不符合《基本法》。該申請被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駁回。申請人提出上訴，同樣被上訴庭駁回。

 

上訴法庭裁定，「一地兩檢」是《基本法》頒布時並未料及的新事物，法庭在決定該條例是否合憲時，必須視《基本法》為具生命力的文書，即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維持香港的制度並非意味原地踏步。反之，香港的制度可以並應當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持續發展，以配合時代所需及社會情況，而某些需要及情況亦非起草人所能預期。

 

上訴法庭第69段指出︰「……在內地與香港各自的制度下，在交匯處的主題事項須符合《基本法》，這點不言而喻。至於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問題，兩制的運作必須一致。兩制同屬一國和一個國家的憲制秩序，因此有如此要求。凡人大常委以通過決定的方式確認某項安排符合《基本法》，就內地法律而言，其決定即屬最終決定。這是香港法庭在處理合憲問題（即其一受挑戰事項在香港法律下是否違反《基本法》）時，所須充分承認和接受的重要事實。因此，對於法庭在詮釋《基本法》方面而言，人大常委在其決定中表達的權威意見極具信服力。」

 

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不單有信服力，從法律角度亦有約束力的，人大常委的決定就內地法律和香港法律而言均是最終的決定，這點從《憲法》的條文和國家的政治制度均可以明確知悉。

 

剛才沈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提到在2019年之後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在制定了國安法後，我們仍然聽到國際社會上有人指《香港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令特區失去高度自治。此等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在法律層面上站不住腳的。

 

首先，國家安全直接關乎到全國人民及國家的整體利益，屬於中央事權，從來不屬於香港特區「一國兩制」下的自治範圍。《基本法》第23條屬於義務條款，不會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完全是屬於中央事權這基本原則，亦不應被視為中央放棄在其認爲有需要的情況下就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權利和責任。

 

第二，根據《憲法》，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權行使國家立法權，制定法律，亦有權有責監督《憲法》的實施。既然維護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全國人大在《憲法》下當然有權作出《528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制定《香港國安法》。《基本法》第18條指出可列於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香港國安法》可按《基本法》第18條列入附件三，然後在香港特區公布實施。

 

由此可見，《香港國安法》是完全合法合憲的。

 

《香港國安法》指出《基本法》第一條和第12條是該法的根本性條款，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均不得違背這兩條條款，並重申了《一國兩制》的初心及《基本法》的原意，兩者有機結合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為了推廣社會對法治、《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的正確認識，律政司在過去兩年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譬如在推展法治教育方面，律政司於2020年推出了「願景2030---聚焦法治」的十年計劃。在這項計劃下，我們製作了一系列律政動畫廊動畫短片為公眾提供基本法律知識，有為小學生而設的法律常識問答比賽、為中學生而設的工作坊、「明法•傳法」的活動、「法律之旅」及剛剛完成的「明法創未來」短片創作比賽。此外，律政司支持了基本法基金會於2020年11月推出的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資源中心，為教師提供一系列以《憲法》、《基本法》和法治為主題的教材。

 

各位，喬曉陽主任在《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前言中提到，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15]

 

今天國家領導人的說話，與30多年前的領導人鄧小平先生的說法一致，是一脈相承的。1984年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的談話中解釋了為甚麼「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後也不變。

 

1987年鄧小平會見了基本法草委，他再次說到「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後也不變。他說[16]：「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還要說，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香港的政策不變。……

 

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穩定。如果到下一個50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50年不變，50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

 

今年3月9日，很多媒體報道，引述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一國兩制」50年不變，而50年後亦不需要變，並會行穩致遠，他亦強調在香港實施的普通法和法律制度也不會改變。夏寶龍先生的言論是重申了習近平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領導人一直明確支持和堅決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

 

初心不改，大道不移。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無忘「一國兩制」初心，牢固樹立「一國」 意識，堅守「一國」原則，「一國兩制」是香港面向未來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安排和最佳制度。故此，《基本法》下所說明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以至是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我深信也會一路運作下去，沒有改動的必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可見《憲法》與《基本法》共同為「一國兩制」奠下基石，同時具體說明了國家對香港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制度，並且為「一國兩制」的實踐提供了最佳的法律保障。要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大家必須緊記「一國」既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也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只要繼續全面正確貫徹落實《基本法》，相信必能達到「一法頒行國本固　萬民歡慶共枝榮」。多謝各位！

 

[1] 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馬維騉及其他人 [1997] HKLRD 761

[3] 見《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第一冊第158條的起草材料。

[4] 《初步報告---幾個討論焦點（4月29日至6月17日）》（1988年7月16日經執行委員會通過）。李浩然，《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上冊，第154頁。

[5] 1987年2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報刊有關〈基本法〉的言論摘錄》。《起草過程概覽》，下冊，第1182至1183頁。

[6] 1986年4月《香港各界人士對〈基本法〉結構等問題的意見匯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參閱資料之一）。《起草過程概覽》，下冊，第1179至1180頁。

[7] 1988年10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第五册---條文總報告）。《起草過程概覽》，下冊，第1199至1200頁。

[8] 1987年5月22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委員們對基本法序言、總則及第二、三、七、九章條文草案的意見匯集》。《起草過程概覽》，下冊，第1187頁。

[9] 剛果民主共和國 訴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第1號）（2011）14 HKCFAR 95。

[10] 同上，407段。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1999）2 HKCFAR 442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周諾恆（2013）16 HKCFAR 837

[13] 律政司司長 訴 黃之鋒（2018）21 HKCFAR 35

[14] 郭卓堅 訴 律政司司長 [2021] 3 HKLRD 140

[15] 見《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前言（一），第一冊，第5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15頁。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香港國安法》生效後，共186人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而被捕，其中115人遭檢控，另有五間公司因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遭檢控。

 

法庭審訊方面，八宗已完成審訊，涉及十個人的案件，所有被告已被定罪，最高判刑是監禁九年。

 

鄧炳強指，《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扭轉特區自2019年開始的亂局，暴力行為大幅下降，鼓吹「港獨」的情況不斷減少。此外，眾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相繼自行解散或停止運作，證明《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已發揮相當成效。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5月27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基本法》法律論壇---本固枝榮的主題演講環節致辭文本：

 

尊敬的鄧中華先生（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譚耀宗先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女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興能夠獲邀出席由律政司主辦的《基本法》法律論壇，與在座各位分享香港特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經驗。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讓香港由亂變治，令香港從動蕩暴亂的環境康復過來。通過回顧《香港國安法》實踐經驗與分析特區的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我希望能夠讓大家可理解到《香港國安法》作為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組合拳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能達到本固枝榮及固本培元的效果。

 

《香港國安法》是一套具針對性、到位，而且充分考慮香港特區實際情況的法律。

 

此法律是在2019年黑暴肆虐的背景下訂立。當時，暴徒肆無忌憚破壞政府建築物、商店、鐵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縱火、強闖及破壞立法會，肆意毆打執法人員和持不同意見的人。外部勢力試圖通過滲透，在香港搞「顔色革命」，並透過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包括企圖影響選舉結果，以及顛覆國家政權，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國家安全威脅，香港的繁榮安定岌岌可危。

 

在這個背景下，《香港國安法》針對性地就當時最嚴重和最迫切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訂定罪行和罰則---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為執法行動定下法律基礎；又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機構並訂明其職責，包括香港特區國安委、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律政司維護國家安全檢控科，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等。

 

此外，《香港國安法》亦特別訂明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又體現重要法治原則，例如無罪推定、一罪不能兩審、保障公平審訊等。

 

除罪行條文及執行機制外，法律更特別着重防範危害國家安全的有關行為：《香港國安法》訂明了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亦訂明香港特區國家安全教育和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加强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的責任。這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保持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極為重要。

 

當然，除了《香港國安法》外，特區政府亦透過激活現有法例，全面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過去兩年的執法行動亦已初見成效：包括引用《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十條積極打擊發表煽動言論和刊物，以及其他「軟對抗」行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行使《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下的相關權力，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將帶來危害國家安全風險的機構從公司登記冊中剔除。

 

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亦積極透過訂立其他新法例、規例和機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維護國家安全的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責任，包括：

 

通過《電訊（登記用戶識別卡）規例》，落實預付儲值卡實名登記制度； 透過實施《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和更新的《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把國家安全列入為電影檢查的考慮因素之一； 透過《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針對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公開其個人資料的惡意行為訂立新的起底罪行，又賦予私隱專員對起底罪行的刑事調查及檢控權； 將「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納入《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人士，不能擔任註冊社會工作者。

 

在上述法律基礎的支持下，特區政府本着有法必用、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依法向危害國家安全分子採取執法行動。

 

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截至目前，共186人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而被警方拘捕，當中115人被檢控，另有五間公司因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被檢控。至於法庭審訊方面，八宗目前已完成審訊，涉及十個人的案件，所有被告皆已被定罪，目前最高判刑是監禁九年。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扭轉了特區自2019年開始的亂局，暴力行為大幅下降，鼓吹「港獨」的情況不斷減少。此外，眾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亦相繼自行解散或停止運作。上述成果，清楚證明《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已發揮相當成效。

 

雖然《香港國安法》確實起了震懾作用，但是危害國家安全分子絕對不會輕易收手，而是伺機而動。香港仍面對不少國家安全風險，包括：

 

（一）危害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勢力持續以「軟對抗」手法宣揚反中央和特區政府信息，鼓吹「港獨」；

 

（二）本土恐怖主義活動，例如2021年的「七一」刺警案和企圖於鐵路、法庭等公眾地方發動炸彈襲擊以圖達致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顯示本土恐怖主義分子已轉趨行動化；

 

（三）外部勢力利用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獨特環境，不斷干擾和抹黑特區事務，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及

 

（四）逃到海外的危害國家安全分子勾結外部勢力，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例如要求外國實施所謂制裁），並企圖裏應外合，與一些想危害國家安全的本地媒體或組織連成一線，煽動仇恨。

 

就此，特區政府會繼續採取一系列策略，應對上述内部和外部的國安風險，其中特別包括：

 

（一）情報方面：我們會加強國家安全及反恐情報收集及分析，特別是網上資訊及反間諜情報，同時會加強與國家不同的組織及機構的信息和情報共享與交流；

 

（二）執法方面：包括繼續針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和組織展開深入調查，特別是他們的財政來源、開支及與外部勢力的關係；各紀律部隊、各政策局及部門全面協作，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三）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及訂立網絡安全法例，以進一步完善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四）宣傳教育方面：只有正確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特別是在加強青少年的國家安全意識方面，特區政府通過不同形式的比賽和活動、網上虛擬展覽等，推動全港中、小學校師生共同參與，並透過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各類比賽及各項活動，讓國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園及社會。保安局旗下各紀律部隊亦會繼續透過其青少年團，協助青少年培養良好品格、正向思維和守法意識。

 

各位嘉賓，《香港國安法》讓香港由亂變治，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不懈，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憑藉大家的努力，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定能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多謝大家！

 

《2022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今日刊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下月8日在立法會就法案進行首讀和二讀。

 

該局表示，知識產權制度對於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非常重要，更新香港版權制度和加強在數碼環境中的版權保護更是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策略的重要一環。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與時並進，與國際標準接軌，並符合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需要。

 

立法建議以《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基礎，涵蓋五範疇。其一，為版權擁有人引入科技中立的專有傳播權利。其二，配合新傳播權利訂定相關侵權行為的刑事法律責任。其三，修訂和擴闊版權豁免範圍，允許某些在互聯網上常見的活動使用版權作品。

 

法案又建議增訂「安全港」條文，以鼓勵聯線服務提供者與版權擁有人合作打擊網上盜版活動。

 

修訂建議也包括增訂兩項法定因素，法院處理涉及侵權的民事案件，在考慮是否判版權擁有人額外損害賠償時，可參考該兩項因素。

 

商經局指出，政府去年11月就更新香港版權制度展開三個月公眾諮詢，大部分回應者均認同香港有迫切需要更新版權制度，並整體上支持政府的主要立法建議。這些建議也得到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會在法例修訂的過程中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溝通，爭取立法會支持盡快通過法案。

政府上月中起透過不同服務單位向年滿60歲長者免費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套裝。隨着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社交活動增加，有關安排延長至下月底，以便長者不時進行快速測試，恆常監察身體狀況。

 

政府表示，有關派發安排開始至今，已派發約600萬份測試套裝。 

 

60歲或以上長者可前往指定服務單位索取測試套裝，他們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長者咭或樂悠咭，以便查核。長者每次可領取五份測試套裝，不能代領，亦不應在同一日內重複索取。政府指，測試套裝供應充足，長者無須囤積。

 

此外，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或單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下的認可服務單位，會繼續向60歲或以上服務使用者提供測試套裝。